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履行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国家承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我国城镇化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资源环境“硬约束”问题。水、土、气、矿等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均已达到或接近上限，严重威胁着国家发展的安全和可持续。这些“硬约束”又与气候变化问题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双碳”的行动难度与复杂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为侧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新理念不断涌现。这些理念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极大地拓宽了人们认识和解决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视野，同时也为我国在复杂背景下构建城市“双碳”协同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思路。

以绿色发展为总揽，搭建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系统框架

 要实现“双碳”目标、构建城市“双碳”协同发展路径，就必须综合解决城市资源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转变高消耗、高废弃、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模式。发展模式不转变，任何局部或单一领域的末端治理措施，都无法带来长久的发展安全与可持续。

 绿色发展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中国道路”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要根据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力和人类福祉，综合管理水、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同时要把保护资源环境作为发展的内在要素，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探索资源环境问题的整体解决途径，还要把保护资源环境作为创新发展、倒逼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推进和带动社会全面发展。因此，绿色发展不是修补式的“浅绿”发展，更不是高投入、难维持甚至是破坏性的“伪绿”发展，而是全局性、变革性的“深绿”发展。

 如何创新体制机制、凝聚合力、激发潜力，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利益与共的发展共同体，是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以绿色发展为总揽，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以创新为引领，整合“生态”“低碳”“循环”“智慧”等发展路径，全面转变城市发展的价值判断、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方式、管理模式和社会文化，建立共赢的城市发展新模式，综合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以生态城市理论为指导，把握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基本原理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与生物圈”计划中提出了“生态城市”概念，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响应。它为综合解决城市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积累。

 生态城市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对资源环境问题孤立、静止、线性的认识视角，从系统观出发，把城市作为特殊的生态系统纳入全球生物圈，强调城市的生态极限，并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指导城市发展建设。因此，生态城市理论让我们对“如何遵循自然规律”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目前，国内外对“生态城市”仍有许多不同定义，但一般认为，其是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和信息高效利用，基础设施完善、布局合理，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是全球或区域生态系统中公平分享其承载能力份额的可持续子系统，具有和谐性、整体性、高效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

 长期以来，全球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些经验因地制宜、内容丰富，既是对生态城市理论的检验，又是对不同城市发展条件的忠实反映。比如，哥本哈根的土地利用政策、库里蒂巴的绿色交通体系建设、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的生态循环模式、弗莱堡的生态城市治理政策与公众计划等。作为全球生态城市建设探索开展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城市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许多独特的本土化尝试，建设内容和项目类型更丰富，系统性更突出，国情和地域特色鲜明。这些国内外经验是城市绿色发展有力的行动支撑。

 由于缺乏对环境与发展关系问题的深刻认识，生态城市理论始终有所局限，建设手段以生态技术运用居多，难以触及“发展模式”这一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壁垒。这也是我国生态城市建设进入瓶颈期、城市环境局部改善但总体恶化的重要原因。

以低碳发展理念为抓手，梳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行动脉络

 解决复杂问题往往需要一个有力的抓手，快速切入问题核心，建立解决问题的基本程序，同时提高行动效率。我国城市资源环境问题的综合解决也需要这样一个抓手。

 作为自然界分布最广的基础元素之一，碳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水、气循环以及能量传递都高度耦合，相互影响。因此，“双碳”行动能够产生广泛的协同效应，除节约能源、防治大气污染外，还能带动城市节地、节水、节材、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植被保护等典型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能带动经济系统的绿色转型，通过碳指标建立统一的量化评价体系，使绿色发展更易考核和管理。这些优势是解决其他资源环境问题时所不具备的。同时，“双碳”行动所包含的保障能源安全和大气污染防治的内在含义，使其成为与国家发展安全和科技创新联系最紧密的环境保护行动。相关技术的研发（如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效技术、碳捕捉技术等），无不蕴含着巨大的环境和商业价值，是世界各国科技创新的重要竞争点。

 以低碳发展理念为抓手，就是要建立以碳指标为核心的量化评价体系，把能源、水、土、气、固废、植被保护等代表性资源环境问题的治理行动整合到一起，形成城市绿色发展的基本内容和考核依据，倒逼发展模式转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条件差异显著，绿色发展各有侧重。以低碳发展理念为抓手，不是要建立一套固化的发展标准，而是要形成一套具有普遍适应性且科学、高效的基本发展方法，进而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最终形成多样统一的绿色发展格局。

以“循环”“低碳”并举为重点，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方式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的生态型经济增长模式。我国人均资源有限，城市每年产生的固体废物数量巨大，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相关资源环境问题的基本途径之一。

 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两者都符合著名的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三种原则的简称），但在发展目标和内容上各有侧重。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广泛提高包括能源在内的多种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包括温室气体在内的诸多废弃物和污染物排放，是我国碳减排的一个重要低成本路径。低碳经济侧重温室气体的更低排放，也可产生广泛的资源环境效益。与循环经济相比，低碳经济的优势在于它要解决的问题更集中，可以建立以碳指标为核心的量化评价体系，更有利于形成转型发展的倒逼机制。所以，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在发展目标、途径、成果和影响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城市绿色发展不仅要优化能源、水、土等自然资源的配置，也要优化人才、资金、知识等社会资源的配置。后者的配置同样存在着少用、高效用、再开发等“循环”利用要求。在绿色发展中，“循环”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以自然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侧重的狭义循环经济，二是将社会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问题一并考虑在内的广义循环发展。“循环”与“低碳”并举，就是要把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统一起来，以“低碳”为抓手、以“循环”为资源优化配置创新手段，从行动脉络和方法两方面，使资源环境问题的综合解决以及“双碳”行动更具效率和效益。

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加速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创新活力

 智慧城市建设并不是城市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智慧城市的智慧根本在人，建设要以系统的结构优化和社会进步为前提。但它也可能带来较大的信息安全风险。这就像一把双刃剑，能使城市发展更智慧，也能使城市发展更脆弱。

 不过，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城市的绿色发展具有广泛的“加速”作用。它既可以提高城市交通、能源、水资源、建筑、环境保护等诸多建设领域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运行过程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又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相关设施建设以及相关出行和消费需求；还能够为政府管理建立全面快捷的信息基础，提高管理部门的响应能力。此外，智慧城市建设也非常有利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状况，为城市的协同发展和创新发展提供新维度。这就像是给城市的绿色发展装上了一个加速运行的神经网络，使之成为快速反应、协调运作的“系统之系统”。

来源：中国建设报